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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恶魔冈村宁次 第5节

他先将自己平常收集到的中国资料整理、装点好,然后又分别拜访了部里和课里的上司、同事,感谢他们平时的关照,并希望他们对自己今后的工作给予支持。繁忙之余,一个难题缠绕于他的心头:是单身赴任呢?还是携家属一起去呢?

按规定,他的级别可以携家眷赴任。但妻子理枝才做过腹部手术不久,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长子忠正刚好小学毕业要升中学,老二武正也不愿离开祖母。可是,这一去不知几年,抛下妻儿又不放心,再说大地震后各方面还未恢复正常,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国内中下级军官家属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冈村宁次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带全家一起去上海赴任。至于他全家到上海的第2年,11岁的次子武正便因染上猩红热而命归西天,则是冈村始料未及而痛侮不已的。这是后话。

1924年1月2日上午9时,冈村一家乘坐“长崎丸”离开了长崎。码头上,只有少年时的好友黑木亲庆带着3个女孩来送行,显得很冷清。

出航的汽笛鸣响了,“长崎丸”在播放的惜别乐曲声中徐徐离岸。冈村和黑木彼此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为止。此时此景,使冈村心中不免有一种悲哀之情,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黑木不愧是自己忠实的朋友,正因为是海港上的别离,印象极深。”

入夜,东海上波涛汹涌,“长崎丸”剧烈地摇晃。妻儿们早就因晕船而躺下睡了,冈村宁次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扶着舷栏杆点燃一支香烟,凶悍的目光凝视着浩瀚大海的远方深处,盘算着赴任后的工作。欲知他下一步情形如何,且看下章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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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章 谍报武官

特务伎俩颇干练,左右开弓才能展;

全神贯注于“事业”,痛失幼子心愧惭。

话说“长崎丸”于工月3日晚抵达上海,冈村一家先被领事馆安排在办公楼内暂住,一周后,搬到施高塔路千爱里41号新居。千爱里,是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出资在上海兴建并经营租赁的日本人居民小区,建筑结构和内部设备都很新颖。而且,这里与日本人和上层中国人经常光顾的、位于四川北路著名的内山书店距离很近,步行仅需10来分钟。对这一切,冈村表示“很满意”。

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矢田七太郎,是个脾气随和的外务省官员。冈村名义上归他领导,但矢田知道由军方派来从事秘密工作的冈村宁次,直接受控于参谋本部,所以当冈村礼节性拜访他时,他倒也知趣,寒暄客套一番便不再具体过问什么。

在冈村抵上海之前,领事馆与国内的通讯联系,一直租用1871年由丹麦公司铺设的上海至长崎的海底电缆,无线电通讯还未安装。一般新闻稿主要靠每周往返一次的“长崎丸”和“上海丸”捎递。冈村来了以后不久,便在馆内“无忧国”的一间大厅里设了座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安装了室内天线,以便接收国内指示和截获西方国家的新闻。他的谍报业务是高效率的,获得的重要消息,除立即发往参谋本部外,还往往在总领事、陆海军武官、三井商社和横滨正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上班之前,就分送到他们的办公室里,深得他们的感激与佩服。

上任伊始的冈村宁次,还对其前任小林谍报武官留下的烂摊子进行了“清理整顿”。到达上海的当天,他就从土肥原那里听说了在这里工作的人的详情,很是气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同僚中,包括驻北京的河本、驻上海的小林等等,工作未如人意,而对金钱太不节制。动用公款等事,听后很不愉快。”过了几天,他又查出前任驻上海武官,向中国人借钱花等不体面的事,很生气。不过,因小林和他是同级,现又调离走了,冈村不好施威,便只好把一年前由第6课中国班来这里工作的老部下酒井隆大尉叫来训斥了一番。

冈村的日记中记载:“来上海工作不久,针对这里的混乱状态,我把酒井大尉叫来问个究竟。对他缺乏信念、以情代义、胡乱花钱的事,我很不满意。但是,一想到他也是我的同僚,开导他、教育他是我的责任。而且,假如把这事捅出去,对酒井的前途不利,也会成为中国班整体的耻辱,所以我希望他能知错就改。”酒井后来在日本军队中,曾官至陆军中将,要不是颇有领导“风度”的冈村这次网开一面,恐怕肩佩大尉军衔时就已被打发回家再谋营生了。

对小林任上的工作开展情况,冈村不便说三道四,唯有在财务上,作为继任者他倒可以“坚持原则”。训斥完酒井,冈村“以沉痛的心情给我的前任小林写信,要求他一定要以自己存款的一部分去弥补公款的亏损,信的语气很强硬”,并以报告参谋本部相威胁。结果,小林只好乖乖地偿还了本属秘密经费项下的欠款,为顾及日本军人的“体面”,还忍痛掏腰包还了从一些中国绅商那里借来的钱。

经过冈村宁次的一番“治理整顿”,领事馆武官处的工作步入了正轨。接着,他开始物色、选择自己的情报员。这一时期,冈村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员队伍,其中最重要的是代号为“K”的双重间谍。该人经常出现于他的日记里。

“K”本名叫吉原源太郎,是日共党员,也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数年前,吉原向日本军方和警视厅坦白了自己的身分,并表示愿为他们效劳,而共产国际对他的变节一无所知,仍然信任他。其实,吉原在加入日共之前,就是日本民间侵略势力团体“黑龙会”的成员。他虽然不赞成政府的对内政策,思想左倾。但赞成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方针,冈村正是利用这一点,求同存异将他拉进自己的谍报队伍。

当时,日本派赴上海的特工人员和机构,除收集中国情报外,另一个主要工作是针对朝鲜的独立运动。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大批不甘做亡国奴的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多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他们在中国有关当局的同情和暗助下,并利用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在公共租界区建立了领导独立运动的总部机关,后来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李承晚等人在此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韩国的政界要人访华去上海时,总要到他们的流亡临时政府遗址处凭吊一番,追思其先烈业绩,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同情和帮助。

由于共产理想犹存,吉原对向日本军方提供有关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内部情报,尚不算积极。冈村倒也不强其所难,通过他主要是对付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总部。在冈村的谋划指挥和资金保障下,吉原成功地打入该总部,将其内部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冈村。并且,通过施离间计,使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产生了分袭,或趋附英美,或靠拢共产国际,这实际上削弱了他们团结统一争取独立的力量。这两部分人在二战结束后,一部以李承晚为领袖,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民国;一部早已转道东北坚持武装斗争,并跟随金日成将军回国,在北方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隔半个世纪,朝鲜民族至今没有统一,分裂的种子其实在它争取独立解放的过程中就已埋下。造成朝鲜半岛之分裂虽然有种种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历史的偶然性中总有人为的因素,毫无疑问,在日本殖民侵略总方针指导下,冈村等人于20年代中期在沪“卓有成效”的卑鄙间谍活动,也是他们对朝鲜分裂现状形成的一份历史“贡献”。

当时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有号称“义烈团”的武装激进组织,专以破坏日资企业、暗杀驻华或访华的日本军政要人为职志。在吉原的内应下,冈村还率日特成功地阻止了几起义烈团针对来沪访问的日本皇族、军政首脑和议员的暗杀行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使这些人包藏祸心的“访问”,得以顺利实现。

在冈村宁次到上海赴任前,日军参谋本部还交给他进行长江流域作战实地研究的任务。其中课题的重点,是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与日本陆、海军协同登陆作战问题。上任的第3个月,由他做东道主并负责筹备,日军参谋本部在上海召开了长江下游作战计划会议,专程由日本赶来的本部负责作战的高级官员,听取了冈村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些大小战争贩子们一致认为,由于上海扼守长江口,又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商港,日本在时机成熟时必须出兵上海,以此来试探中国方面的抗战决心和欧美列强的态度。后来日军果然就是按这种谋略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这是后话。

就在冈村来华上任的这年5月,日本国内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并在选举中获胜。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币原外交”开始。

币原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所谓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第1,不干涉中国内政;第2,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第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给日本对华政策涂抹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对中国实行睦邻政策吗?实际上,加藤内阁并没有放弃对华侵略政策,“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大陆政策服务的。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长江流域实行经济扩张。对于中国南方因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实行国共合作而出现的革命形势,则持“静观”态度。

币原揭示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

日本军方对“币原外交”并不满意,他们主张积极地涉足中国内政,而不顾及什么遮掩和招牌。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为代表的军部,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从而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军部与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微妙矛盾中,冈村起初态度骑墙,后来则坚决站在军部一边,主张以强硬手段积极干涉中国内政。

他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当地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应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确保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输出市场。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侵略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在长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纺织工业为重点。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也就是冈村宁次来沪一年后五卅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拥有纱锭99.8万枚,占该市纱锭总数的52%。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工2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当时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斗争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中共领导下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披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11个厂损失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训令他们参加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训令未到之前,冈村就已率日特开始行动了。这位谍报高手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向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根据冈村等人对工潮性质的这一现地判断,2月20日,币原在日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利”。加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劝告”中国政府制定取缔罢工的法令;不承认工会;对煽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如果工潮扩大到其他外国工厂,日本与各有关国家共同对付。立即训令驻华使领遵照执行。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公会决定不承认工会,并要求租界和中国当局不承认工会。15日,又公然制造了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天,上海日本内外棉12厂声称“无纱”,拒绝工人进厂。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带领工人涌入厂内,日本大班川村对顾连许数枪,顾正红伤重身死,同时受伤者达13人。

事件发生后,冈村宁次预感到事态将要扩大,遂建议总领事矢田与英国领事会商,筹划共同防范和镇压“骚乱”的策略。狡猾的冈村深知,在上海的外国投资中数英国人最多,建议利用英同人最惧怕该地工人闹事的心理,让英国人出面打头阵,这样就会使群众的反日情绪转移到反英方面来。英国佬果然中计,他们卖力地镇压本来由反日引起的这次工潮。5月30日,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民众,南京路上血迹斑斑,示威者死伤数十名,造成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6月23日,英国人又愚蠢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而在这时候,日本却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气,没替英国伦分忧解围,由冈村领导的特务机构甚至还秘密拨款,资助“沙基惨案”后成立的一些罢工组织。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由日本纱厂引发而扩大的,日本如率先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将不妙,所以,矢田总领事一面向上海地方政府提供冈村等人搞到的“共产党煽动活动”的情报,一面用“单独解决上海罢工”的策略,谋求日本尽先脱身。

7月16日,矢田总领事在冈村宁次等领馆官员的协助下,开始与中方交涉解决日厂工潮案。经过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居间调解,8月12日达成协议:日厂将承认遵照北京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而组织的工会;不发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对“善良职工”由厂方“酌予补助”;日本人平时在工厂内不携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据此协议,日本纱厂“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对死伤者赔偿1万元,撤换日员2人。25日,日本纱厂宣告复工。日本以经济上的些许让步换得了政治上先行脱身。而在6月23日“沙基惨案”后,华南等地则掀起大规模抵制英国的运动,禁止英货进口,于是,刚摆脱困境的日本便乘虚而入,着力夺取英国的传统市场。1925年下半年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月本军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这位谈判高手,为了日本的侵华权益,极尽狡诈诡计、威逼利诱之手段,确实从未做过赔本的买卖。

除北京使馆外,上海领事馆是当时日本驻中国各大城市诸多领事馆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作为领事馆内专门负责谍报工作的武官,冈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南方的地理资料,以备日军将来侵华作战时使用。对军部的这项任务,他时刻铭记在心,伺机下手。

当时中国的分区军用地图,大多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军阀都极珍视各自区域内的军用地图,按极密文件保管,外人极难获得。冈村宁次在上海领事馆任职期间,曾接受其学生孙传芳的聘请,兼任过孙的军事顾问。孙传芳对他的这位日本“老师”也是抱着内外有别的态度,冈村曾抱怨:“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冈村宁次心里明白,下手的机会总是有的。

一次是1925年5月,冈村派日特永见少佐去苏州出差,水见从当地军阀那里,以欺骗的手段弄得一份江浙一带二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然后请在沪开设照相馆的町田老板拍照下来。

另一次是北伐军进攻南昌时,冈村宁次顺手牵羊亲自扒窃走的。对此,他倒也贼不避讳:“我从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搜集军事要地的资料,但得到地图却很不容易。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上,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防迎击。作为孙的顾问,有一天我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计划。我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最后设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竞遭集中火力射击。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启锚顺流而逃。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于是,我雇了条小船。让它靠在为保护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舰队的旗舰‘安宅’号旁。哨兵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装,心中起疑,拒绝让我上舰。好歹让他找来近藤参谋,这才由近藤参谋放下软梯将我收留。仓促间,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所幸未被察觉。”

冈村宁次后来回国后,把搞到的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本部,“曾获得数额颇大的秘密赏金”。中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冈村秘密搞到的”;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甚至奉承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大概是由于清末留学日本的那帮测绘生手艺还不大精。或许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冈村他们做贼搞来的这些地图错误较多,以至侵华作战时,冈村“在前线到处都可听到对地图的批评,每当此时,我心里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图得来不易!”在冈村领导下,当时负责具体作战部署的宫崎更是深受其苛,也不得不指出上司年轻时搞来的这些破烂地图,“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襄东作战的北部地区,曾发现有很大出入,大概是因忽略细微测量所致”。

其实,这些含误的军用地图,给日军后来带来的不止是宫崎轻描淡写的“一些差错”,而是武汉会战中几乎整整1个师团的覆灭。不过,30年代的日本大小特务,还赶不上冈村他们那一代的扒窃本领,也没有这个机会,新版的国民党军队更详细的军用地图弄不来,也只能拿这些中国旧军阀混战时期的军用地图凑合着用。这是后话。

冈村在谍报武官的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为大日本帝国的侵华事业效了大马之力。可是,也许是上苍的报应。这期间他的家庭却屡遭不幸。

武正是他的次子,生得聪明可爱一随冈村夫妇来上海时刚满10岁。他来上海后,冈村把他送到千爱里日本人办的小学里读书,由于小脑瓜聪明,加之勤奋用功一其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被冈村夫妇引为骄傲。

1925年2月初的一天,已在上海住了一年多的小武正与班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去黄浦江外滩玩耍,晚上回到家就嚷着头疼,理枝忙把他送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得了猩红热。因为是烈性传染病,医院不收住院,理枝只好将儿子带回家来。

2月15日,武正在家发烧到40度,理枝想请大大来,但人家一听是猩红热都不肯来。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14岁的老大忠正又病倒了。理枝看着这两个病儿,多么希望丈夫在家帮她一把,可冈村干什么去了呢?

这时候,上海日本纱厂的“二月罢工”已经开始,并有蔓延之势,作为领事馆的情报官员,冈村要协助总领事去全力对付。等到17号晨冈村匆匆由领事馆赶回千爱里,武正已气息奄奄,勉强睁开双眼望了一下爹妈。便死去了。

理枝恸哭不止。面对11岁儿子的死去,冈村宁次与其说是悲伤,倒不如说因内疚痛悔而发呆。他自愧因忙于“公务”,没有照顾好孩子,后悔当初不该带他们到中国来。妻儿跟着他为了天皇的“宏业”。已经搭进了一条小性命,下一个该是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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